作者：胡波 主任
来源：《世界知识》2019年第23期
中国国内似乎对海洋秩序有较大误解，通常认为海洋秩序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但实际上，我们恐怕不能笼统地谈这个话题。
二战结束后，国际海洋秩序逐渐出现了分化，即海洋政治经济秩序和海洋安全秩序的发展有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范式或路径。由于复合相互依存的作用，武力的作用下降，中小国家集团的影响力上升，海洋强国已经无法左右国际海洋秩序特别是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1958年的《大陆架公约》和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系列制度的确立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中，第三世界国家是最大的推手。当前，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海洋政治经济秩序，是一个相对开放、相对平等和较为均衡的机制与规则网络，尽管这些规则仍带有明显的西方烙印，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海洋强国或海洋大国对国际海洋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已经被瓦解。
然而，由于能力的巨大差距，二战后的民族解放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等运动并未对国际海洋安全秩序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在当时美苏等海洋强国的抵制下，军事安全问题基本上被排除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度之外。虽然也有一些关于军事活动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显得非常模糊且不具有约束力。现今的海洋安全秩序仍带有鲜明的强权烙印，它以美国为核心，包括美国和美国遍布世界的同盟体系，以及美国主导的系列军事和安全规则。它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冷战结束之后得到了强化，优先体现的是美国的利益和海洋价值观念。
海洋政治经济秩序已经基本确立，其影响因素变得相当多元复杂，任何单一国家都很难左右其进程，未来主要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系列制度和规则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相对而言，海洋安全秩序还缺乏一个基本的全球框架，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未来海洋安全秩序会如何演进？它很大程度上与三大海洋安全问题的应对有关，即海洋控制与海权竞争、海洋开发与海洋权益争议、全球性海洋安全问题与责任分配。
海洋对于国际政治的首要意义在于通道，通过控制海洋来影响或干预陆上的权力分配是国际海洋政治的最原始内涵。不过，未来海权竞争的形式绝非马汉笔下的“决战决胜”，而很可能是长期的战略相持和战略消耗。这个过程总体上应该是和平的，至少大规模战争不再是大国之间权力博弈的主要形式。当然，它们会在大规模战争的门槛之下，不断试探或测试彼此的底线，这使得局势变得动荡不定，博弈的方式也变得更复杂，而且将是“全政府”的行为。
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时间要远超过国家存在的历史，不过直至二战结束后，海洋开发与发展问题才开始成为国际海洋政治的另一大议题，科技的发展和人类开发能力的增强推动了资源的稀缺性和争议的凸显。全球有多达60个左右的沿岸国与他国存在岛礁主权的争端，截至2015年6月，有约640条左右的潜在海洋边界（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待划定。目前，这些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的不到1/2，剩下的都是难解决的，都是硬骨头。而且，随着资讯的日益发达，大众对外交等公共事务参与的增加，这些问题的解决会变得越来越难。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人类对海洋的依赖，各种安全威胁也因为海洋高度的连通性而超越国境，成为全球性问题。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被管制的捕鱼活动以及应对海盗与跨国犯罪、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上安全等任务愈来愈超出了单个国家或单个国家集团的能力。随着人类的海上活动重点从近海转向深海远洋，从管辖海域转向公海、海底“区域”等公共海洋空间，从水面、空中、海底转向全海深、全方位，海洋环境恶化、自然或人为灾害等全球性问题将进一步发酵，并受到更多的关注，人类对海洋的人文情感和关怀也会随之变得更加立体丰富，海洋公域治理规则的缺失问题也日益严峻。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崛起显然成为国际海洋安全秩序变革的最大推进力量。而中国发展到现在，也确实需要讲清楚，该如何认识当今这个秩序？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中国又有何具体主张？
